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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肉身，飘摇的世界，他如何从绝望中生出了言说的勇气？无法踏进光明亦无法退回黑暗，他如何于大时代的夹缝中艰难安放自身？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让全新传记带你重新认识一下置于“明暗之间”的他，沉浸式闯入觉醒年代。

      在《明暗之间：鲁迅传》中，日本鲁迅研究的集大成者丸尾常喜，以鲁迅生活过的城市为线索展开论述其一生，通过对大时代氛围的捕捉还原鲁迅的内心变化，从而品鉴名作的背后故事，深入触达其思维结构和精神世界。

     丸尾常喜的语言风格明白晓畅，描绘出鲁迅面对原生家庭的束缚、留学生活的寂寞、职业生涯的苦闷、朋友的离世、兄弟的反目、包办婚姻与真切爱情的纠结时，所拥有活生生的软弱和痛苦。你可以看到“斗士鲁迅”形象背后生而为人的种种具体困境，以及他如何从这种困境中突围，生长出勇气。

     10月15日（周五）晚，《明暗之间：鲁迅传》责编薛羽，将在思南书局带读者重识多面而矛盾的鲁迅，品析其生而为人的绝望与反抗。

诵读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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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P28-30

（《二十四孝图》）书中基本都是孝子精诚所至，感天动地，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故事。

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郭巨埋儿”的故事。绘图旁附上了这样的说明：“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 “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多年后，鲁迅这样描述自己听到这个故事时的心境：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二十四孝图》，1926）

虽然收录了《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等文章的《朝花夕拾》是一本回忆文集，是步入中年的鲁迅对自己从幼年至青年的体验所做的回顾，但该书通过一个人从幼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体验，生动地呈现出中国近代历史的巨大变化。我们能够在个体的历史中清晰地品读出民族历史的缩影。对鲁迅而言，这是他在试图确认自己诞生于旧社会的历史。然而，书中所描绘的往事是鲁迅在写作时整理和读取的体验，所以我们或许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鲁迅的说法，譬如鲁迅说自己因此对当孝子的计划彻底绝望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少年意气的鲁迅对画册的渴望，让他很早就接触到“孝”这一最高道德的重大缺陷，以及这种缺陷最终指向的毫无人道的残酷。作为孩童的鲁迅，恐惧而痛苦地体会到，这一辈的大人能向孩子呈现的就只有这种道德。倘若换成画册来说，大人们能提供的画册就只有这一种。而这是《二十四孝图》的赠送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仙台P76-77

过了元旦，1906年寒假过后进入第二学期，鲁迅的课程新增加了一门细菌学。课堂上常用幻灯片展示细菌的形态。授课提早结束时，偶尔会放一些风景或时事的幻灯片。由于当时日本刚赢得日俄战争的胜利，所以有很多关于日俄战争的新闻幻灯片。鲁迅因此看到一个被日军俘虏的中国人双手反绑、将要被砍头的画面。被处死的男人四周围着的，同样也是中国人。根据解说，正要被斩首的是一名“俄探”，也就是为俄国军队做间谍的中国人，而围在他四周的都是看热闹的中国人。他们都是健壮的体格，而神情是一样的麻木。在遥远的仙台，站在日本同学之中的鲁迅看到的便是这样的情景。这件事又被称为“幻灯片事件”，而此时冲击鲁迅的情绪与“试题泄露事件”时并不相同。这是同胞被确确实实杀害的屈辱性情景。然而，鲁迅感受到的可能不仅仅是屈辱和愤怒。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被残杀的同胞周围，鲁迅不得不看到其他同胞们麻木不仁的神情，他们似乎并没有对被杀者的屈辱感同身受，这表明他们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性感情。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对作为施害者的日本人毫不愤怒。但对他而言，同胞们招致屈辱的状态才是他不得不追问的对象。此时笼罩在鲁迅心头的，恐怕是一种始终伴随着愤怒和屈辱的深沉悲愤，以及作为人的羞耻感。在之后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反复观察到同样的结构和意识。鲁迅之所以选择在《〈呐喊〉自序》中用“幻灯片事件”来说明自己弃医从文的转变，是因为这正是他文学根源的原初场景。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呐喊〉自序》

鲁迅当时的观点是，必须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换言之，对于被强加的屈辱，中国人必须重拾敏锐的感觉以及对彼此的同情心，中国人必须成为人，而不是被压迫、被割裂的奴隶。

北京P138-139

鲁迅为什么会提笔呢？其后的一段话阐述了他当时的内心波动。

“昨日下午，孙伏园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但当这时候，不很相宜，两面正在交恶，怕未必有人高兴看。’晚上点了灯，看见书脊上的金字，想起日间的话，忽然对于自己的根性有点怀疑，觉得恐怖，觉得羞耻。人不该这样做，——我便动手翻译了。

武者小路氏的《新村杂感》说，‘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我却想用黑幔去遮盖他，在睡着的人的面前讨好么？”

如下文所述，《狂人日记》本身就表明了引导鲁迅脱离沉寂的东西，与这篇译者序中呈现的心理过程十分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席卷全球。日本的“大正民主”和“白桦派”的文学运动均与这一潮流有关。实际上，《新青年》与这种世界浪潮也不无关联。《一个青年的梦》发表时，小牧近江正在法国参加“光明运动”，该运动由巴尔塞等人发起，以和平与人类解放为目标。小牧近江读了剧本十分感动，归国后到日向的“新村”拜访武者小路实笃。众所周知，后来的“播种人”运动就是由此而来。仅从这部作品，我们就能看出当时跨越海洋、彼此呼应的人道主义交流。

可以说，冲击鲁迅内心的是一种耻辱意识，为了自己对铁屋中的沉睡者们置之不顾而耻辱，为了自己与沉睡者们一同保持沉默而耻辱。有人在暴风雨中举起火把，高声呐喊，这群人的存在照见了这种耻辱意识，它反复侵袭着鲁迅，暂且唤醒了作家鲁迅。

P192-194

许广平用坚定而率直的话语向鲁迅提问，鲁迅坦然回应。鲁迅的信与其说是回答，毋宁说是在坦率地讲述自身的烦恼和踌躇，通俗易懂地阐释自己的思想，从而为了解这一时期鲁迅的内心生活留下宝贵的资料。

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并未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两地书》四，3 月）

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理由，自己也不甚了然。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光明些的说出，然而偶不留意，就露出阎王并不反对，而“小鬼”［意为阎王的手下，是鲁迅给许广平起的昵称］反不乐闻的话来。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两地书》二四，5 月）

“个人主义”一词，是二人的往来书信出版成《两地书》时修改后的结果，原信写的是“个人的无治主义”。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中阐明了他对这个词的理解，即“人生的目的只在于获得个人的幸福与欢娱，此外生活上的欲求，全是虚伪”（《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1921）。此时的他不禁感到，“个人主义”如同间歇泉一般从身体里喷涌而出。至少在这一时期，鲁迅并非没有机会埋头于文字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去追求大学教授之类的地位。凝缩在《狂人日记》结尾“救救孩子”一句中的自我牺牲立场（这是鲁迅的进化论），不但得不到回报，甚至会因背叛的打击而受伤，难免会产生裂痕。与二弟周作人之间发生的不幸决裂，便是其中之一。类似的小事在他的公共生活中和私下里肯定屡屡发生，一定有很多双好奇的眼睛对他与妻子朱安的关系追根究底。正如后面会提到的，时代本身也在发生重大转变。进化论对鲁迅而言，是一种贯穿社会与个人、全身心投入的生存方式。当这种进化论从根本上发生动摇，鲁迅便将裂痕产生时身心的痛苦扭曲凝结成一首散文诗。

上海P246-248

这一年8月，鲁迅借美术教师内山嘉吉（内山完造的弟弟）到访上海的机会，请他为一八艺社（木刻社团）的成员们举办为期一周的讲习班，自己担任翻译。木刻是在鲁迅的提倡下迅速普及的一个领域，它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美术界首屈一指。这一年，刚刚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的增田涉，经内山完造的介绍与鲁迅相识，听鲁迅讲授《呐喊》《中国小说史略》等作品。自3至12月末回国的十个月时间里，增田涉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在拉摩斯公寓的鲁迅家待上几个小时。增田涉写道：“因为逮捕令的缘故，他［鲁迅］没有走到唯一一扇临街的窗户前，以免别人得知他住在这里。上海的夏天很热。到了休息时，我会拿一把椅子坐到窗前乘凉，同时俯看街上的往来车马以消除疲惫，但他绝不会靠近窗边，总是坐在离窗约三尺远的里面，防止有人从楼下街道仰头望见自己的身影。”（《鲁迅的印象》）据增田涉说，此时鲁迅一个月的必需花销是400元，其中生活费200元，购书款100元，寄往北京的生活补贴100元。增田涉与佐藤春夫合译的《鲁迅选集》（岩波文库）出版于1935年，同年赛棱社（Siren，东京）也出版了《支那小说史》，装帧精美得令原作者惊叹。

同样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开始直接以武力侵略中国。国民政府对此采取不抵抗政策，只是向国际联盟提起控诉，还容许翌年（1932）3月“伪满洲国”的成立。这一年，鲁迅等人严厉批判作为国民党御用文学的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挫败了国民党政府在文学上的野心。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国的十九路军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三个月。由于拉摩斯公寓遭到枪击后受到日军的搜查，鲁迅仅带了寝具和几件衣物便到内山书店躲避，但日本自警团横行霸道，十分凶险，于是数日后鲁迅就转移到内山书店在英租界的一家分店，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其后，鲁迅一家因周海婴得麻疹而转移到大江饭店，此次避难时间长达50天，回家时已是3月19日，在内山书店的生活尤为紧张，“呆蹲在楼上斗室中，照顾着孩子们［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家人也在一起］不声不响，不哭不闹地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堆旁边守卫［日本人］踱步声……历历可闻”（许广平，《鲁迅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