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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发现》

过去我们对古蜀的历史与文化知之甚少，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简略，古蜀族和古蜀王国以前一直云遮雾绕地被神话传说色彩所笼罩。自从有了三星堆考古发现，终于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古蜀历史上的神秘面纱，露出了古蜀文明绚烂夺目的真实面貌。但三星堆辉煌文明的突然湮没以及湮没后的去向仍是一个很大的谜。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则使我们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以丰富的出土资料进一步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不仅地域相近，在时间上也有相互衔接和延伸的关系，使我们看到了商周时期古蜀族在成都地区的繁荣发展。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考古发现还雄辩地告诉我们，古蜀先民们创造的青铜文明在商周时期已发展到了非常辉煌的程度，展现出绚丽多彩的繁荣情形，完全可以和世界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相媲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不仅为世界考古史增添了亮丽的光彩，更重要的是对中华文明起源呈现出多元一体、多源一统的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佐证，以独树一帜的青铜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一页，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重要篇章。

众所周知，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器物在国内和海外展出时曾引起强烈反响，倾倒了数以万计的观众。因为三星堆考古发现不仅揭示了一个湮没的文明，更展示出一种穿越时空、无与伦比的永恒魅力，轰动了世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影响，当文博界和学术界专家学者面对大量神奇精美的出土文物，当参观者走进新金沙博物馆，置身于就地保护起来的宏大考古发掘现场，同样也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强烈震撼。

铜立鸟，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在美术考古方面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里出土的金器、玉器、青铜雕像、石雕人物和石雕动物等大量珍贵文物，从图案纹饰到圆雕造型无不充满古蜀先民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新智慧，洋溢着鲜明的艺术特色，可谓异彩纷呈，魅力无穷。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饰。其中，太阳神鸟金箔饰采用镂空方式刻画出光芒四射的太阳和四只绕日飞翔的神鸟，那充满动感的图案是如此神奇绝妙，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内涵，简洁洗练的表现手法更是精湛绝伦，堪称是古代世界东方艺术史上的千古绝唱。《山海经》记述帝俊是太阳的父亲，帝俊的后裔有“使四鸟”的能力。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崇鸟和崇拜太阳不仅是古蜀先民精神世界的主题观念，而且是古蜀各部族的共同信仰。古蜀历史上的柏灌、鱼凫、杜宇等王朝和当时古蜀族群中的各氏族部族，都是崇鸟和崇拜太阳的。太阳神鸟金箔饰不仅是中华民族古代图案纹饰杰作，也是世界美术史上永远使人赞叹的经典之一。如今，太阳神鸟金箔饰图案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从成都飞出的太阳神鸟，将永久守护着中国文化遗产。

太阳神鸟金饰，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由于太阳和自然万物的密切关系，在世界各民族中也都流传着绚丽多彩的太阳神话。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看，古代先民由狩猎与采集的原始生活方式，进化到农牧定居阶段以后，不约而同地产生太阳崇拜。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是农耕文明的共同需求，也可以说是象征了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公元前14世纪，太阳神崇拜是古埃及的国教，法老王陵金字塔的守卫者狮身人面像恰好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上，描绘了太阳神沙马什把象征帝王权力的权杖交给了国王汉谟拉比；古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就是光明的化身；古代玛雅人在法典、陶瓷、壁画中出现太阳形象时，也经常是和鸟类的形象在一起……华夏大地上，古蜀先民崇奉的这轮被神鸟环绕的金色太阳，也曾闪耀在世界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借由太阳神鸟，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交融互鉴，共同谱写人类文明灿烂篇章。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也是最为璀璨的金器之一。在世界考古史上，古埃及和古希腊等西亚文明古国很早就出现了黄金面罩。如公元前十四世纪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图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黄金颜面肖像人型棺和纯金面具，公元前十五世纪古希腊迈锡尼墓葬中出土的金箔制作的金面罩等。过去一些西方学者因此而片面地认为黄金面罩是西亚文明产物，但是举世瞩目的三星堆考古发现完全打破了这一看法，以大量的出土实物说明古代蜀人也是世界上在东方最早使用黄金制品的古老部族之一。而将黄金制成面罩作为青铜人头像的面部装饰，更是古代蜀人的一大创造性杰作。

阿伽门农黄金面具，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古希腊和古埃及出土的这些黄金面罩主要是用于丧葬之中，大都罩于死者或木乃伊面部，具有保护和再现死者面容的用意，同时也是古代西方丧葬习俗与等级观念的体现。三星堆、金沙出土的黄金面具主要粘贴于青铜人头像的面部作为装饰，与丧葬死亡似乎没有什么联系，而与古蜀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大祭祀活动则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实物说明，殷商时期古代蜀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制作使用黄金面具的诀窍，古代蜀人使用黄金面罩的本意，很可能是为了使青铜人头雕像的面容呈现出灿烂的金色，以突出神权与王权象征者容貌的光芒。

由此可见，东西方黄金面具在文化内涵与象征含义方面均有着不同的特点，有着相对独立的起源和脉络，以及各自高度发展的区域性文明。

金面具，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在古代典籍《说文解字》中，“玉”被誉为“石之美者”，表达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玉石的偏爱与推崇，而琳琅满目的玉石器更是中华文明存续至今的有力佐证。金沙和三星堆出土的玉器所体现出的与中原地区玉文化的关联，再度证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而古蜀文明正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众多，种类非常丰富。其中大都是“礼神之玉”，主要用于祭祀活动。从形制看，玉璋之类大都为本地所产，还有玉璧、玉剑鞘、玉斧等，显示了浓郁的古蜀特色。玉璋、玉璧在中原地区的墓葬中也较为常见，在使用方式上有着明显的不同。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可能来自良渚，说明了古蜀与长江下游很早就有了交流往来。金沙遗址出土的黄玉琮等则为本地仿制。在用途上也有明显区别，古代蜀人将玉琮用于祭祀，而良渚等地的玉琮则和葬俗有关。

十节玉琮，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四节玉琮，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在琢制技艺和图案纹饰方面也极富特色。其中的小型玉人头像雕琢精致，风格奇异，那炯炯的大眼和夸张的冠饰，以及着力刻画的龇牙咧嘴凶狠狰狞之态，仿佛充满了一种神秘的力量，给人以震撼心灵之感。由此可见，中国玉文化具有丰富多样的特点。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雕跪坐人像，也是古代蜀人了不起的艺术杰作。这些采用石头雕造的人物与动物造型，同样展示了古代蜀人在审美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鲜明特色与高超水平。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众多石跪人像微妙而丰富的神态表情，反映了雕造者对人物原型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把握。石跪人像在形态造型上也不乏简练和粗犷，并巧妙地利用了彩绘，达到了生动传神的效果。《吕氏春秋·顺民篇》记载殷商时期发生大旱，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将自己作为牺牲，准备自焚求雨，“民乃甚说，雨乃大至”。由于干旱不雨或霖雨成灾而举行祭祀活动，曾是商周时期的重要祭典，焚巫尪（wānɡ）求雨曾是商朝求雨的主要方式，到了周朝演变为暴巫尪求雨，传世文献与出土的甲骨文对此就有较多记载。商周时期成都平原也灾害频繁，古蜀族或古蜀王国的统治者很可能会像中原王朝一样经常举行求雨的祭祀仪式，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石跪人像，就是古代蜀人遇到旱灾举行“暴巫尪求雨”祭祀活动后的遗存。殷人“焚巫尪求雨”烧的是活人，周人“暴巫尪求雨”在烈日下曝晒的也是活人，古蜀族用石质雕刻的跪坐人像来象征和取代巫尪，应是具有浓郁古蜀特色的做法，其性质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古蜀社会共主政治秩序下，祭祀活动不同于中原地区而独具特色的真实情形。还有金沙遗址出土的小型青铜立人像、人头像、犹如太空服似的人体像都令人惊叹。

石跪坐人像，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总而言之，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示了古代蜀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情景和精神文化风貌，也展现了异彩纷呈的艺术特色和雕造制作工艺方面的非凡成就。数千年前的灿烂遗存，如今已成为揭示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根脉的耀眼明珠。古蜀先民的聪明才智和神奇创造令人叹为观止，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深深地扣动着后人心弦，并将永远彪炳于史册。

（本文原载于《成都日报》9月27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