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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从“于欢案”到“于海明案”，再到“涞源反杀案”，我 国的司法实践正在逐渐克服正当防卫适用的“保守化”倾向，但这并不意味正当防卫制度 在我国得到了完美地贯彻。如在“福建赵宇正当防卫案”中，赵宇为第三人利益而实施防 卫反击，结果造成侵害人重伤的后果。公安机关起初仅“唯结果论”，先后以故意伤害罪、 过失致人重伤罪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而检察机关经审查虽确认了赵宇行为的防卫性质， 但又考虑到造成了重伤结果，认定为防卫过当，酌情不起诉。最终，在最高检的指导下， 福建省检察院最终认定赵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判决认定正当防卫的基本情况，在280件案件样本中，法院判决适用 《刑法》第20条有关正当防卫规定的有29件，约占案件总数的10.36%;但这29份裁判中， 仅有1案认为构成正当防卫，对被告人做无罪处理;其余28份裁判中认定为构成正当防卫 但防卫过当，按其所成立的罪名处理....

      2：....我国刑法第２０条第２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此看来，可能成立防卫过当的情形其实仅有一种，即从防卫行为必要性看，防卫明显 超过必要限度；从防卫结果看，防卫造成了重大损害。刑法在这里同时肯定了判断防卫过当的两个标准。但 是，由于之前的理论并未厘清防卫必要性、利益均衡性的关系，导致实务上发生很多认识偏差：由于最终进入 刑事司法评价视野的案件，都是防卫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司法人员总是优先从防卫结果出发思考问 题，在认定是否成立正当防卫时习惯于事后“算经济账”，认为只要有防卫结果就属于防卫过当，从而错误地 理解和运用防卫过当的判断逻辑，对大量防卫手段虽具有必要性，但防卫结果造成较重或重大损害的情形， 不愿意也不敢于认定正当防卫的成立，导致过于扩大防卫过当范围、限缩正当防卫适用空间的司法乱象出 现，正当防卫成立可以说“难于上青天”，这与立法上设立正当防卫制度的初衷相悖，使正义屈从于非正义，主动放弃了刑法惩罚和预防不法侵害的社会治理功能。这一从防卫结果出发看问题的错误司法逻辑还至少催 生了两个副产品：对不法侵害进行限定；扩大“互殴”的认定范围。因此，研究防卫过当的司法判断逻辑，使司 法人员在实务上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敢于依法准确宣告正当防卫的成立，具有重大实践价值...

      3：....刑事程序的失灵是指“立法者所确立的法定程序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受到了规避和搁置，以致使刑事诉讼法的书面规定在不同程度上形同虚设”，实际上“无论是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并不是不遵守任何程序任何程序规范的。只不过，它们所实际奉行的是一套并未得到正式法律确认的‘潜规则’或‘隐性制度’。这些‘潜规则’或‘隐性制度’，往往是公检法机关基于办案的方便而自行设计出来，并在刑事司法活动中逐渐得到普遍认可的规范。……似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正式法律程序的权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