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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喇嘛后来受了麦其土司的惩罚，因为他总是去思考些大家都不愿深究的问题。他是在被割去了舌头，尝到了不能言语的痛苦后才死去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释加牟尼之前，是先知的时代，之后，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杰出的人，而又不是生为贵族，那就做一个喇嘛为人们描绘来世的图景吧。如果你觉得关于现在，关于人生，有话不能不说，那就赶快。否则，等到没有了舌头，那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土司制度究其根源可至上古时代，为羁縻的一种；但严肃意义上的土司制度是在宋元正式形成，且特指在藏区乃至中国西南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至20世纪50年代西藏解放前，这一制度持续了上千年。土司和中央的关系，土司和治下人民，土司家族之间的争斗，前现代制度残余与现代冲击，以及宗教，一同构成了藏域问题的复杂。

作家阿来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成功，让人们对藏域土司制度有了历史研究以外的了解途径。小说以嘉绒藏地马尔康为原型，其地是梭磨、松岗、卓克基、党坝四个土司的辖地，故事多取材于此。如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和莫言的高密，马尔康就是阿来的文学地图。在《尘埃落定》中，末代土司衰亡史于马尔康上演。

一条河流从山中澎湃而来，河水向东而去，谷地也在这奔流中越来越开阔。有谚语说：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

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在靠东一点的地方。这个位置是有决定意义的。它决定了我们和东边的汉族皇帝发生更多的联系，而不是和我们自己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地理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关系。

你看，我们这样长久地存在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位置有正确的判断。而一心与我们为敌的汪波土司却一味只去拉萨朝佛进香，他手下的聪明人说，也该到汉人地方走走了。他却问，汪波大还是中国大？而忘了他的土司印信也是其祖先从北京讨来的。确实有书说，我们黑头藏民是顺着一根羊毛绳子从天而降，到这片高洁峻奇的土地上来的。那么，汪波土司当然也有理由相信，既然人都可以自天而降，那么，印信啦，银子啦，刀枪啦，也都有可能随着一道蓝色闪电自天而降。

马尔康是阿来的家乡，所处的川西阿坝自治州紧挨着成都平原, 堪称藏域“边地的边地”。而身栖汉藏两种文化的交界处, 阿来从小接受汉族教育，精通汉藏两种语言，以汉文写作小说，属于“文化边缘的边缘人”。这样的双重边缘，却让阿来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阿来的身份与生活经验，让他的文学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尘埃落定》中，这种特点不仅体现为“异域”的故事，还有诗性的语言；在汉藏两种语言和思维中游走、转译与还原，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学的表达。

【活动信息】

“开卷广州”第175期

马尔康的现实与诗

——读阿来《尘埃落定》

张均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系主任

2017年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出版《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其中40余篇（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转载，获“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奖、广东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学术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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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广州市社科联

承办：学而优书店

【阅读推荐】

《尘埃落定》

ISBN: 978753396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