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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美学博士，目前为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出版专著《政序与文采：文道之间的<文心雕龙>》（2022年）《练青濯绛：<文心雕龙>析微》（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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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六朝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倾轧与分崩离乱的时世，特别在渡江之后，南方君臣与士人面对北方强大势力的威胁和自身国力不济的窘迫处境，不得不屈居江南一隅，他们纵使心怀宏远志愿，也终究无力收拾旧河山。中国历史上并非每一个朝代都有伟力建功立业，而身逢衰世的六朝士子们，便往往通过寄情山水、托意玄谈或移情文艺，寻求心灵上一时的超脱。

在这历史文化心理的刺激之下，作为乱代的六朝，却诞生一系列深远影响后世中国的审美观念和趣味：谢灵运的山水诗为日后的山水文学奠定基调；陶渊明开启了田园诗这一全新的诗体类型，沾溉后代的王维和孟浩然；沈约的声律论发唐代格律诗学的先声；梁朝盛极一时的宫体诗风，远绍后来晚唐和两宋的婉丽词曲……在文学理论领域，魏晋六朝更集中涌现多部文论经典，它们的论题囊括文体、文术、创作灵感、文学想象、文学批评等，纷繁多样，映照着一个堪称古代中国“文学自觉”和“文艺至上”时代的文化景观。

所谓“文学自觉”，它标志着六朝人在审美上和知识上，均形成对文章艺术本身的美感塑造进行积极欣赏和探索的自觉，而刘勰的《文心雕龙》正是诞生在六朝梁代的一部文论典籍。

尽管在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史上地位显赫，但《文心雕龙》的经典化却是20世纪才开始的，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跟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学术生态纠缠在一起。在20世纪初期、特别是20至30年代，“纯文学”的思想观念从西方泊来而盛行于国内，人们逐渐以流行的“纯文学”眼光重新审视《文心雕龙》。这带来两个深远的理论后果：要么批判《文心雕龙》的文学观不够“纯”，因为刘勰竟还将文学跟儒家的政治道德想象捆绑在一起，要么对《文心雕龙》予以“纯”化，忽略掉它“文以载道”“文以致用”的思想内容，而仅仅聚焦其符合“纯文学”标准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