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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6月2日 《鼓楼之下》放映

                 6月3日 《家庭会议》放映及主创交流会

活动时间：6月2日19:30

                 6月3日19:30

活动地点：蓬蒿剧场

主创交流会嘉宾：导演  顾雪

这部纪录片多半是用固定镜头拍摄。做这个片子之前，我就有这样的想法，想要尝试。这样的拍法会有一种疏离感，就好像一个隐形的人在观察。但是我会把自己放到这个片子里，就是告诉你说，其实摄影组和导演都在场，我们是在拍摄纪录片，有一点这种类似于穿帮，其实是在跟观众的一种交流。

是我自己想做一个影像的尝试。

其实我进入天时这个项目组是比较晚的，当时跟吴琦导演见面，感觉（气场）也特别的对，因为这种类型的项目有很多人做过，但是让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一个项目组愿意花一年的时间来去跟拍，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主人公是吴琦导演当时已经选好的，有几个拍摄的地方可以让我选择，他讲到（洛阳）是一个家庭，我比较想要拍摄这一家，在这一年的拍摄，几乎上全都是用固定镜头来拍摄，那么可想知，我们拍了大概有350个小时。到现在，今天看到的100分钟。里边其实是有很多的等待和预判，然后才是现在呈现的结果。

我拍纪录片，它跟故事片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一直在处理拍摄者跟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

在相处过程中我们建立了一种信任感，他们也相信，我在片子里会保护他们，我也会这样做的，我觉得你刚才谈到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份信任度在的，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我觉得拍纪录片是要分人的，这一家人可能跟你的气场还比较合，也不是每一个拍摄对象都能进入一个比较深入的沟通。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孤独的，他们都期待有人跟你能够分享。

如果你是一个相对比较真诚的，愿意去听他们说他们心里想说的那些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自然跟你有一种亲近感，这个可能是我拍这纪录片的时候当中体会到的。 很多人会问这个片子，你要表达的就是这种东西，有很多可以用比较丰富的词汇来描述，但对于我来说，这一年的时间我在观察他们的情感关系，用了我的方式，类似于白描的方式来去把这种情感关系表达了出来。

我在拍摄的时候也是在感受，在感受的时候也是在记录，把这种感受跟记录到最后的呈现，通过我的一个视角带着观众走进了家庭里，你能看到的这种家庭关系，也就是我现在能看到的。

其实我进入之前是有人在拍摄的，当时，他们一直都集中在前边的厅里。我进入之后，我就说我们需要去里边的空间，还有二楼，之前的摄影师说因为太隐私了，一直没敢。关键的一个就是试探，比如说他们大扫除的时候，我就说，我能不能去后边拍一拍，伯伯就说去吧。

伯伯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他对你的信任是建立在观察的，他也在观察你的做法，你是怎么处理。去二楼拍摄他们里面的空间，他们就会说很脏很乱什么的，我说，这就是生活常态，你如果愿意打扫你也可以打扫的。

伯伯愿意跟我讲他的事情，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听他讲他的经历，还有他的很多想法，我也会跟他互动，我跟他关系还不错，到现在我们也会发微信，他会跟我说很多私密的话，可能是因为前期跟他聆听的那一部分还挺多的。

他是愿意跟我聊他的事情，我就知道他是信任我的，我也会慢慢的跟他说我想拍什么，他就会同意，我觉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要说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我可能回答不上来。

在纪录片里，我觉得最难的是在剪辑台上做减法这件事。在描绘家庭的时候，我在展现的是这一家人的情感状态和他们个人所处的境遇，确定了这个以后，开始选素材、剪素材的时候，慢慢的会有一些思路，到现在的成片呈现，大概是这样。 其实我是喜欢在影像里做一些尝试的，像这个片子完全是用固定拍摄的模式，我现在拍的片子就完全是手持的镜头，《家庭会议》是尝试用一个镜头来讲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我今年过年也拍了一个。

我是喜欢尝试不同影像方式，除了内容之外，我是对于影像形式、影片结构上是有兴趣的，这是我未来会尝试的一个方向。

在素材选择当中我可能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跟信息量有关的镜头，第二是我很注重镜头本身，很多场景其实我们拍了很多遍，有些内容可能也有相似之处，在这里面就会选镜头上让我觉得是相对完整，也是符合整个片子的基调的，所以我对镜头上还是比较注意的。 在我们确定拍摄之前，我是先去了一趟洛阳，让我感兴趣的点就是在一个城市里，在一个老的街区，有一个鼓楼，有一个店在空间上，给我的视觉感是很强烈的，这个环境也是很适合拍电影的。

进入之后，老爷子给我第一感觉是有戏的。如果你拍纪录片拍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谁在镜头里是有戏的，就像电影导演一样，可能看一个演员在镜头里，他就知道他在电影上的呈现会是什么样，我就知道这一家人会有意思。

其实是有摆拍的，我对于叙事的节奏，还有一些是有一些自己的预期的。我觉得在影像表达上，完全纯的这种纪实拍摄，绝对是要抓拍，当你在跟人物已经了解了之后，适当的去在影像上做一些尝试，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一谈论纪录片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谈论真实性，但我特别希望大家能明白的一点，当你拿起摄影机的时候，你的主观性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在这个里面谈论创作成分和真实成分，我会觉得这个问题没有特别大的可回答的空间。

原因在于这个东西是分不开的，如果个例上去讲的话，哪部分是真实的，哪部分是你强加的，其实它都是在一起的。当我们在看纪录片的时候，可以思考的角度更多一些，不只局限于说到底你哪些是做真了，哪些是做假了。

在最早开始的《北方纳努克》，在拍纪录片时候就有很多摆拍，我觉得好的摆拍或者说你在虚构的某些层面上看你做的够不够好，还有够不够符合这个片子。比如说这一看就是假的，我觉得没有做好。对于我来说，“真实”是一种真实感。观看这个片子时你们感受到这种真实感和笑声都让我特别的感动，我没有特意去设置些什么，我只是发现了他们这些有意思的点，把它放了进来而已。

片子拍了河南洛阳的一户普通人家，

家里有一个成员进入ICU，生死未定，

大家开会讨论后续怎么办，

全片都是真实记录，没有排演，

一镜到底，一刀未剪，

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吴文光评价此片，

“一个镜头到底，一个家庭的内部之门打开”，

豆瓣网友感叹，“人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家庭会议》是她的第一部长片，

她告诉我们，自己的家庭也面临过类似抉择，

我们聊了聊她的经历和她的创作：

“我在这里说的话，

有一些从未对家里人敞开聊过，

家庭是我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

把家里的问题搞明白，

大概也就知道现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了。”

《家庭会议》时长65分钟，从头到尾就一个镜头，时而左右移动，时而停顿在某个人身上，完整记录了一场家庭讨论。讨论的内容是要不要救躺在ICU的自家亲戚。这个病人被称作“五姨”，视角来源于主持家庭会议的两个人，“五姨”的外甥和外甥女，他们是一对亲兄妹，是导演顾雪之前已经跟拍了一年的纪录片对象。那是2018年冬天，顾雪跟着这对兄妹，去到了“五姨”家里。一进家门，她就看到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男孩神情凝重，拿着一盒首饰，给他表姐看。表姐说：“这个都不值钱。”

师恒博就是五姨的儿子师恒博，他的妈妈在ICU里生死未卜，命运要靠即将开始的这场家庭会议来决定。陆续有人裹着寒气进屋，走到师恒博身边，跟他说些安慰的话。临近正月，洛阳天黑得早，吸顶的白炽灯，把沙发打得亮白，隐隐约约的烧水声从里屋传来。两代人聚在一起，窸窸窣窣说着家里的事。

顾雪就在现场，她预感到接下来会发生故事，她决定开机。

会议一开始，师恒博就告诉大家，母亲病情恶化，保住性命的可能性渺茫。

“最好的情况就是植物人，就算眼睛能睁开，那也是睁着眼的植物人。”

二姨希望可以让自己的妹妹回家，死也要死在家里。三姨希望转到普通病房照顾，找人做日常护理。四姨说就在ICU呆着，保存最后的希望。

呆在ICU，一天就得花上3000块，昏迷状态遥遥无期，万一人财两空怎么办？大家不断揣测医生话里的意思，试探会议中其他人的想法，谁也不敢给出最后的决定。巨大的情绪压力下，师恒博抖落出更私密的对话：有人曾劝他“放弃算了”。

他是独子，还在读大学，生父早就不在了，继父指望不上。要负担后续的支出，恐怕得卖掉母亲留给他的房子。对于可以预见的死亡，他从更理性和现实的角度，考虑是否要放弃治疗。

在现场，顾雪能感觉到这个20岁左右的男孩，孤立无援。他双手抱在胸前，越来越深地陷进沙发里。有几个瞬间，他突然望向顾雪，向这个家的外人，投来窘迫的眼神。

“面对决定一个人生死这件事，大家都是往后退的。”

这场会议也折射出家庭内部的话语权。可以看出，主事的表哥表姐，是这个家里最有经济地位的人，一上来就制定议事规则，把控会议节奏。

老人们，则在决策中失语。她们缺乏医学知识，不具备体力和财力，发言会被粗暴地打断。

“（我们）没有文化，你们讨论就行了。”

影片在拍摄完成后，一刀未剪，直接成片，接下来入围了法国真实电影节、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录片节，获得伦敦Open City纪录片电影节新锐电影人奖，还被法国图书馆和华语独立影像资料馆永久珍藏。

国内的几次放映，观众都被卷入到影片里真实的抉择两难。很多人联想到自己的家庭也面临过相似的处境：“中国人像买彩票一样，期待医学奇迹在亲人身上发生，结果往往人财两空。”

有人感叹导演的洞察力：“窒息的临场感，家庭关系的权力结构、话语体系，很有价值的影像文本。”

还有人想到，如果有一天自己老了该怎么办：“等到我们这一辈，不会是几只猫几只狗讨论说，我觉得可以放弃治疗，多买几个罐头。”

以下是导演顾雪的自述：

有一天，版版哥跟我说，他五姨现在情况很危急，在ICU，生死不明朗，全家族的人约好了五点半在老房子见面。

版版哥是我正在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的主人公，他们家是洛阳的膏药世家，有两百年的历史，三代同堂住在一起，我们拍他们已经拍了一年。版版哥和我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剧组已经收工，摄影师拿着摄影包，制片决定去吃拐角那家的烫面角和牛肉汤。 我说，我想去现场看看。

顾雪原本在拍的纪录片《鼓楼之下》开机拍摄他们开会的过程是临时决定的，但最后把它做成一部影片，是因为这样的场景，我非常熟悉。从小的记忆里，这样的家庭会议我经常见到。会议一定是发生在客厅的沙发上，寒暄之后，各自表态，进而争论，试图说服，重复观点，再次阐述自己的意图，这样来个两三回合。偶尔会争个面红耳赤，情绪激动，但是很快就会有相应的角色来安抚，最后往往是男性的长者、和经济上更有话语权的人来做个结束。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心思和不满，发几句牢骚，各自散去。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要用一个长镜头来展现。人们往往希望得到一个更加准确的主题或答案。但生活其实就是充满了含混、琐碎、无意义的反复和无奈的滋味。

这些反复争论，每次似乎有结果又没有结果，正是我对于中国家庭关系的一个观察：人和人之间难以沟通。完整保留发生的所有细节，让观众、摄影机、事件当事人的三个时空完全统一，我觉得这太好玩了。

虽然一开始就想好了要“一镜到底”，但现场总有突发状况，整个拍摄过程，我一直处在兴奋紧张交织的情绪里，真的是拍到最后一刻，才觉得这个作品可以成立。

 想拍十年自己的家庭：

 我对亲密关系是有质疑的 

我出生在河北承德，父亲是满族人，母亲是汉族人，还有一个大我8岁的姐姐。我的姥姥叫安桂英，她有10个孩子，我妈妈排行老三。姥姥的头发总是梳得溜光，打麻将输了还会发脾气。

顾雪姥姥的家族合影

姥姥78岁的时候得了脑淤血，之后十年里一直瘫痪在床。我特别清晰地记得，姥姥住在主卧，我住在她旁边的次卧，夜里，姥姥经常哎呦哎呦地叫个不停，我时常被惊醒，然后难过地睡去，一点办法都没有。

有一次，姥姥和我妈妈说：“琴，快点让我死了吧，实在太痛苦了。”妈妈说：“老天没说带你走，我可不能把你送走。”

后来一个朋友和我说起他外婆的事情。他外婆病重，他回去看她，当时医生说人已经失去了意识，就只是活着。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让他的外婆安乐死。

因为这件事情，我和他大吵了一架。当时觉得凭什么他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太残忍了。他很爱他的外婆，特别痛苦。他说，因为活着只会更加失望。

拍《家庭会议》的时候，这两件事从记忆里窜了出来，又交织在一起。影片的英文名就是“选择”，我想我到现在也给不出一个答案，但我想看到这部电影的人，会去思考：如果换作你，你该如何选择？

大家庭人多，是非也多。家族里有人被欺负了，姐妹们就一起出门，和对方干仗。有时候也会因为芝麻蒜皮的小事，在亲情和利益关系中扯皮，在家庭琐事中分分合合。

印象里，过年的时候，这10个家庭都来看瘫痪的姥姥。大人们在外面吃饭，相互敬酒，嘻嘻哈哈地笑。姥姥躺在里面，哎呦哎呦地叫。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对亲密的家庭关系持有怀疑。甚至觉得更像饭桌上的秀场。我们明面上其乐融融，私底下各怀心思。
《庚子新年》2020年春节，疫情严重，我回到老家。除夕晚上被通知正月里不可以走动，要在家自我隔离。那段时间，每天都看手机里关于疫情的新闻，非常压抑，当时想表达点什么。
我想到薄伽丘的《十日谈》里，瘟疫流行，十个人逃到一个地方避难，每天讲一个故事。于是，我请妈妈这一边的十个兄弟姐妹，每一个家庭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看手机，读一条疫情期间的新闻，每个新闻就是一个故事。我拍摄下全过程，然后并置在一起，给我爸妈看，再拍下他们观看的过程，制作完成新片《庚子新年》。

捕捉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家庭里隐匿的日常

《庚子新年》算是开启了我的家庭影像计划，我打算每一年选择一个线索，记录我的家人，十年之后，能在时间的纵深里看他们的变化。

拿起摄影机，我也终于有了一个理由，可以走进我亲人的生活里。平时我们的生活也不过是新年聚会里的相互问好，其实并不知道彼此是否真的过得好。当我在镜头后对他们提问，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我才发现，我原来不够了解他们。

家庭里出现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放大到任何一个地方，我想往内走，观察每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当我真的把家庭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搞明白，大概也就知道现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做自己的东西，不和那些“社会男人”竞争 

2019年10月，我的一个手机丢了，里面有很多我拍摄的影像素材。于是我就开了一个公众号，叫“顾雪的影像日记”，每天在手机上制作、上传，到现在已经有近140篇了。和过去写日记的感受相似，记录下当天的心情。

我会对日常有一种迷恋，瓦尔达有一部纪录片叫《拾穗者》，讲的就是那些经常去捡别人不要的东西的人，我在影像日记里做的是“日常拾穗”。

有一段时间我会放着摄影机一直拍，想去捕捉日常里会发生的戏剧性瞬间。

有一次，一个男生约我吃饭，我带着摄影机就去了。我其实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很期待那个未知性。

尽管看到了摄影机，他还是在镜头面前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开车送我回去的路上，他说了一句：“我一看你带着摄影机出现，就知道这个表白应该不会成功。”

10年前，我拍了第一部纪录系列片，叫《失语者—朝鲜战争战俘纪事》。拍摄对象叫作张泽石，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参加了朝鲜战争，被俘后坚持回国，回来后经历了各种运动。

2015年，我认识了顾桃导演。因为都姓顾，又都是满族，我们一见如故。我常亲切地称呼他“老顾”。 

老顾的作品，我很早就看过的，包括他的“鄂温克三部曲”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当时他正要动身去新疆拍片，问我是否愿意做执行导演。我第二天就辞了职，第三天跟着老顾去了新疆。

2016年，我和老顾合作了一部描写少数民族少数性取向的纪录片《牡丹花开》，讲述他们在新疆的生活。

片中有一个主角叫米雪，她是回族人，做了变性手术，变成一个非常迷人的女人。和米雪相处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她的敏感、细腻、妩媚，更重要的是她在面对自己选择和社会标准冲突时候，那坚毅和温柔的力量。

拍完这部片子，我开始感觉到，我自己身体上有一种女性的启蒙，特别是女性触感的启蒙。这个可能跟我小的时候对生理上的一些感受不同，我开始能够欣赏女性的美，来反观到自己的一些女性特征。

有一个男导演看完我的影像日记，他说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没什么意思的，每天拍日常琐碎的东西，就像是一个vlog。这个事情给我触动挺大的，后来我就想，关于价值的标准是由谁来定义的。

吴文光老师看了《家庭会议》很喜欢，他说他喜欢这种观念加现实的创作，他鼓励我说，“不要去跟男人较劲，女性是天生的感性强者”。

听完这话，我开始思考这是属于一个女性的视角吗？还是说的确有一些女性创作和男性创作中独特的东西，有待被挖掘。

《家庭会议》放映之后，经常有人会这样问： “一个镜头太长了吧”，“很多琐碎的为什么不去掉？”“这不是摄影师完成的镜头吗？导演做了什么？”我的回应是：当我决定开机的那一刻，这个电影就开始了。当我决定把它呈现给观众的时候，它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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