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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0年代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制”是中国特定转轨路径的内生结果，而不能被认为是该阶段高速增长的主要制度基础；1990 年代后期在中国从沿海开始逐步兴起并一波波向内地扩散的区域招商引资竞争、“土地财政”、“土地金融” 也只是1994年集权式“分税制”改革在中国特定金融、土地、劳工、环保体制组合下的一个非预期后果。在 带来高增长的同时，这种新的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开始引致日益增加的经济、金融扭曲，并带来了不可持续的 社会、环境后果。与其他体制一起，分税制不仅加大了地方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与预算软约束，也推动中 国的地方财政日益成为“吃饭财政”与“建设财政”，而没有切实转型为“公共财政”。中国未来的财政体 制改革应从市场化地方债发行入手抑制“建设财政”，逐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土地改革调整地方政府获 取土地增值收益的模式，以“营改增”为抓手实现财政适度分权，并通过缩小专项转移支付和强化公共服务 标准设定与监督来诱导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向更好地反映公众意愿的公共财政有效转型....

      2：....城市化背景下中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体制以及农地承包制度存在大量问题。未来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应为：确立惟公益性用地才纳入征地范围的原则；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城市土地的一级市场；建立土地发展权区内转移和跨区交易的市场机 制。此外需辅以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措施：如财税体制、户籍制度改革等...

      3：....所谓“土地财政”，就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政策工具，为开拓地方预算 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税收）和预算外（土地出让金）财政收入来源，在区域竞争中通过低价、过度供给工业用地以及高价、限制性出让商、住用地的行动而采取的财 政最大化策略。与通常简单地把“土地财政”理解为地方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卖地 不同，上述诠释的一个关键是指出地方政府在其出让土地行动中绝大部分（工业用 地）是不直接获利的，甚至是亏损的。我们的调研发现，地方政府往往还需要用商、住用地招、拍、挂获得的收支盈余来横向补贴工业用地协议出让后的收支亏 损。如前所述，这种不惜血本进行制造业招商引资的行为，目标不仅仅在制造业可 带来的增值税，更在于制造业发展对本地服务业推动所带来的营业税和商、住用地 出让金收入。虽然不可否认中国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一个 基本政策工具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模式确实带来了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超高速 增长，区域之间的激烈竞争也带来了制造业的超常规发展，并推动本地服务业部 门、尤其是房地产业部门高速增长。而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恰恰是高税率部门，这些 高税率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也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近年以来，中国税收收入超GDP增长，政府手里钱多，日子很好过的现象。但也必须看到，上述增长模式的代价非常高昂：以“区域竞次”模式来吸引制造业投资、并成为全世界中、低端制造业中心（往往也是低土地利用效率、高能耗、高材耗产业中心） 的增长模式实际上已经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长期负面影响...